至今仍未恢复开放，我们应当坐视高校活在疫情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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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篇文章《三年疫情过去，高校封闭管理何时休？》，详细讨论了一个严肃但被普遍忽略的问题，就是从疫情爆发到结束后的现在，高校不再开放了，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记者咨询了全国约10所位于不同地区的高校，包括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除极个别高校没有任何限制措施以外，大部分高校都需要一定的入校程序，比如通过在校师生预约申请；有的则直接表示，“现在校外人士不能参观，没有办法可以进。”
近来，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大学校园该不该对外放开的话题引发热议。3月，在一场约3.7万人参与的网络投票中，2.5万人认为应该开放。然而，所有受访的高校师生都谈到，疫情三年多以来，高校在收紧其开放权限，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
一位高校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感叹，“大学校园已经封闭了三年，学者之间不怎么交流，学者与公众之间也缺乏双向互动。你知道三年会对知识的传播造成多大影响吗？”

沿着该篇文章的思路，我随机查询了一些高校当下（截至至4月9日）的在网上公开能查到的准入政策，简单整理成下图表格（实际执行情况可能有出入，仅供参考）

学校	校友准入	学生家长、亲友准入	其他校外人员准入
北京林业大学	需身份验证后预约	需提前进行申请审批	未开放
中国人民大学	凭校友卡可入校	需提前进行申请审批	未开放
中国农业大学	凭校友卡可入校	需提前进行申请审批	未开放
东南大学	凭校友卡可入校	需提前进行申请审批	需提前进行申请审批
清华大学	凭校友卡可入校	需提前进行申请审批	未开放
北京大学	凭校友卡可入校	需提前进行申请审批	未开放
深圳大学	凭校友卡可入校	未开放	未开放
中国矿业大学	凭校友卡可入校	需提前进行申请审批	未开放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认证后可入校	需提前进行申请审批	未开放
中国海洋大学	认证后可入校	3名内亲属可随校友入校	未开放
河北大学	本校区未开放，新校区可直接进入	本校区未开放，新校区可直接进入	本校区未开放，新校区可直接进入
烟台理工学院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郑州大学	未开放	未开放	未开放

如果你符合以上开放了校友或亲友入校学校的条件，可以查询对应高校的公众号、小程序、官网等，找到网上办理校友卡或者审批入口，提前1-3天申请，等待审批通过，然后就能持电子凭证进入校园了。这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公开和程序化的、不是特别复杂的过程，但请不要忘了，在疫情之前、或者更早的年份，如果想进学校，这些你通通不需要做，没有什么公众号审批，也没有小程序报备，基本上在校门口随意就能进到校园。
校友卡制度或者入校报备其实暗含了一种危险性，在健康码和行程卡已经随着疫情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各地分别开始销毁疫情相关数据的同时，同样是疫情产物的出入校网上凭证却没有一点要消失的意思，而亲友校友以外的广大校外人员甚至连报备的通道都没有被开放，至少对于从疫情中恢复为早前正常模式的进程来说，是严重过缓的。
高校一般性禁止外来人员进入，是否合法合规？

其实，早在疫情初年的2020年，教育部就出面反对过高校以防疫名义一刀切封闭管理的做法：教育部回应部分高校一刀切“封闭管理”

王登峰介绍，《高等院校秋季学期疫情防控技术方案》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一是要严格做好校门管控，所有进出校门的人都要查验身份、查验体温，而且要做登记；二是要求广大师生非必要不外出，尽量让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空间固定。同时不去参加一些聚集性的活动，特别是尽可能不去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所以，从校门管理的技术方案来讲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既不是封闭式管理，也不是不许出来，同时又要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而且我们也要求，高校师生应该是同样的要求。

可见，即使是防疫期间的官方校门管理指引，也只是要求做好进出入人员的身份登记与体温查验，从未强制性地要求普遍禁止外来人员入校，对封闭式的管理更持反对态度。如今疫情已经结束，我国防疫政策转向全面宽松已经进入第五个月，新冠早已正式被纳入常规的乙类传染病管理，进入各个公共场所早已经不再要求核酸和体温检测，多地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也无需再戴口罩。各地高校对校外人员却普遍保持着疫情时期的准入管理，显然无法再以疫情防控的理由作为支撑。于是有学校试图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寻找凭依，如采取对外封闭政策的山东工商学院在回答记者疑问的时候，引用了《山东省学校安全条例》实施细则。

在烟台民意通、胶东在线网上民声等平台上，不少市民呼吁驻烟高校打开大门，希望“像2020年前那样，可以自由地进入锻炼身体，欣赏学校美景”，但是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
如山东工商学院工作人员答复，《山东省学校安全条例》实施细则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1月30日。第五十一条规定：“学校要严格门卫管理，学校安全保卫人员应对进入校园的人员、车辆进行核验、登记，执行疫情防控、反恐防暴相关要求。”学校据此对进入校园的外来人员进行登记。“我们对省内和烟台市其他高校进行了调研，经了解大多数高校执行上述管理政策。疫情期间，高校的安防设施普遍升级，我校于2021年安装使用了人脸识别道闸，校内师生员工通过刷脸出入校门，校外人员进入前由保安人员询问、登记，通过道闸必须由保安人员进行操作，已经无法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工作人员答复说。
春暖花开，高校大门仍未“大开”_腾讯新闻

于是我详细查阅了2022-12-01起实施的《山东省学校安全条例》实施细则，发现第五十一条并非此内容，而是就保安员比例做规定，与准入制度无关：

第五十一条　中小学、幼儿园专职保安员配备数量应当根据师生员工总人数的实际规模确定。规模在500人(含500人)以下的，至少配备2名;规模在500人至1000人(含1000人)的，至少配备3名;规模在1000人至1500人(含1500人)的，至少配备4名;规模在1500人至2000人(含2000人)的，至少配备5名;规模在2000人以上的，按照不低于新增加规模的千分之三增配专职保安员。寄宿制中小学、幼儿园在上述配备标准的基础上，每增加300名寄宿生增配1名专职保安员。确需增加出入口的，每增加一个出入口应适当增配专职保安员。
　　高等学校应当按照校园常驻人口(含教职工、学生、离退休人员等)的千分之三至千分之六的比例配备专职保安员。校园设有多个校门的，在原基础上每增设一个校门应增配8名保安员，确保24小时2人以上同时在岗。每个校区应至少设立1个110巡逻执勤岗亭，校区面积大的，每800亩(52.8万平方米)应增设1个110巡逻执勤岗亭。每个110巡逻执勤岗亭应配备不少于12名保安员，确保24小时不少于3人同时在岗。

此外，关于高校外围设施做规定的五十二条，也仅仅是对中小学的围墙、金属栅栏等实体防护屏障作强制要求，对于高等院校，则仅仅要求设立禁止行驶区域和交通隔离设施。山东工学院想说的其实应该是第四十七条，但其所引用的内容依然仅仅是针对中小学作的规定，不涉及高等院校，对于高等院校仅仅要求加强警务室建设。可以说，山东工商学院的工作人员的有关发言是典型的扭曲事实、恶意解读地方法律。

第四十七条　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在学生、幼儿在校期间对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对进入校园的人员、车辆进行核验、登记，执行常态化疫情防控、反恐防暴相关要求。学校应当为门卫室配备手持探测仪，严禁非教学、非科研所需的易燃易爆物品、有毒有害物品或者管制器具等危险物品进入校园。鼓励中小学、幼儿园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家长委员会成员参与学校安全管理，参加学校志愿者队伍，在上下学时段维护学校校门口秩序，协助维护校园安全。
高等学校应当加强警务室建设，按照“一校（区）一室”原则设立警务室，开展治安保卫、政治维稳、人口管理、报警求助、周边治安秩序整治等工作。多校区办学且师生人数规模较大的高等学校，可酌情增设警务室。

校区同样是在烟台的烟台理工学院，就没有设立严格的门禁审批与校外人员禁入，校外人员可以随意出入。而像烟台理工学院这样的高校在各地都属于鲜见的个例。
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前，各地已经有了一些校园加强出入限制的案例，多所学校不约而同在加强门禁政策，比如郑州大学早在2018年就推行了严格的门禁卡制度，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禁绝外来人员入校，在当时一度引发了争议。

“不给附近居民办理门禁卡，谢绝居民到校园内健身，郑州大学的这种做法和国家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河南大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华中科技大学法学博士王军权和北京晨野律师事务所(郑州)律师李佩林说，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全民健身条例》规定，公办学校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2010年开始实施的《河南省体育发展条例》规定，鼓励国家机关、学校等单位向公众开放内部体育设施。
2016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提出要确保符合条件的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郑州市更是明确规定，市属中学的体育设施都要对公众开放。这说明，国家是非常迫切公办学校早日把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的，以便早点增强民众体质。

此外，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在18年左右就陆续开始推行严格的门禁制度，都在当时引发过小规模的争议，可以说，高校加强门禁准入在疫情之前已有趋势，而疫情作为一个绝佳的催化剂助推了这一过程，但无论疫情期间进行封闭的理由多么正当与不可驳斥，如今严格程度的对外封闭已经随疫情结束失去了其土壤，即使默认高校应当加强门禁管理，一刀切的事前一般性禁止这种形式也应当被质疑。
我国虽然没有为高校设置普遍开放校园的法律上的义务，但以“安全”的名义采取普遍性的对外封闭，似乎更难以找到法律上的凭据。从法律上来看，大学当然不是纯粹的社会公共场所，但更不是有权随意决定关闭对外大门的禁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这一条有三个部分。所谓依法自主办学，即学校有法定范围内的管理办学事务的权限，不能超越法律。所谓民主管理，即学校的自主办学应该体现特定范围的民意，决策程序应体现民意。所谓应当面向社会，即揭示了办学的范围与负责对象。禁止校外人员入校的学校，不可能不违背高校应当面向社会的总则性要求，其次在依法和决策程序的民意体现方面存在肉眼可见的漏洞，无法不被质疑。
与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福利及公共投资的冲突

实际上不仅是中国新闻周刊对疫后高校的开放问题提出了关切，早在2月份，央视网就曾发文《大学校门，该打开了》，引发了热议，在抖音、微博热搜榜上形成了成规模的话题讨论与点击。

不少人在讨论“大学校园应不应该开放”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无须讨论的伪问题，校园开放早已成为共识和常态，开放是必然的。对于长时段的社会常态，疫情只是“过客”，它带来的隔断只是“例外状态”，这种“例外状态”应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 回到大学应有的开放状态。

之后两个月过去，国内高校依然没有从这种“例外状态”走出来。无论是央视网还是这次中国新闻周刊，所引发的讨论中，经常能看到一个不可忽视的论点：“纳税人出钱供养的大学，凭什么纳税人不能进？”虽然普遍是一些不算系统的简单质疑，但已经足以把问题的讨论提高到很成熟的层次。它引出了一系列问题：高校体系与高校校园本身是不是一种社会福利？这种福利应该是无条件的吗？高校相对于其他同样不能随便进的财政供养机构，功能地位上有什么特别？
所谓社会福利，即倾斜全社会资源为普遍的或特定的社会群体改善其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措施。那么，我国普遍低学杂费的公立学校主导的高校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社会福利，我们不能因为高校教育没有达到全免费的程度，就认为基于整个财政体系建立的、尤其是经历大扩招后的公立教育体系不是一种支付了真金白银的社会福利。尤其是头部高校，更是持续注入大量财政专项资金以支持高校与科研发展。至少“高校学生出了学费，理应享受和制定与之匹配的服务”是一种对我国高等教育有明显偏差的理解。
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说，绝大多数的家庭，在外地的一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城区（多是核心地带），住上有水有电的现代住宅，其实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以北京林业大学为例，学生宿舍住宿费为每学年750-900之间。而根据房产大数据，北京林业大学所在的海淀区最近一个月的平均房价为153元每平，即使是20平内的小户型，房租也普遍维持在在2000块上下，如果像发达国家高校的住宿一样以在外租房为惯例、以学校住宿为例外，则在海淀区每年仅房租支出就有两万左右。学生在公立学校住宿费与低价学费上省下的钱，归根结底还是由国家对公立高校的财政拨款来承担，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福利，而且这种福利是明显有偏向的，头部高校承受了更多的拨款。

（北京林业大学）学校2021年度收入总计143,329.27万元，财政拨款收入77,098.39万元，占总收入的53.79%;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事业收入48,030.00万元，占总收入的33.51%;附属单位上缴收入45.00万元，占总收入的0.03%;其他收入18,155.89， 占总收入的12.67%。

2021年北京林业大学收入决算表，收入部分

根据《北京林业大学财务管理办法》[2]，其中的事业收入包括学费和其他教学性业务收入，可见学费只占学校年度收入的较小部头。
此外，公立学校聘请教职、购买论文库版权、购买教学工具并向学生免费提供，组织科研、维持或变更校内设施等每年都是不菲的支出，这些大部分由财政承担，归根结底来自对全社会直接或间接的普遍征税。
那么公立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福利，是否是有偿的？以及这种有偿是否等同高校有对外开放的义务？——不一定，但公立高等院校拨款作为一种社会福利的同时，也是一种公共性质的投资，具有功能的双重性质。是投资就应考虑回报及复杂多变的社会与市场环境，高校财政专项资金更是有绩效方面的考核要求，学校理应将所吸纳的社会资源效益最大化。《中共人们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上有关院校不仅完全不能证明高校开放政策的显著转向能实现以上目的，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与之背道而驰——
高校对外封闭，有悖现代社会知识传播与教育改革方向

尽管新冠疫情阴霾已逐渐散去，但高校校园开放方面，疫情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聂辉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大学疫情前并没有什么针对外校人员入校的限制措施，后来要求身份证登记，也不严格；如今，即便放开管控措施已接近5个月，几乎所有大学依然严格要求校外人员通过预约才能入校。 这种规定带来的影响是具体的，就像马亮提到的校内快递问题一样。就在接受采访之前，聂辉华刚刚收到了一个闪送物品，因为不让校外人员进校，他必须自己出校门去取。但是，比起这种小事，更让他感到遗憾的是，校园不开放对知识传播造成了“巨大障碍”。
他举例说，一位教师在校内开办讲座，当然是希望听的人越多越好，尤其是对大多数领域来说，理论界与产业界的交流本就是很重要的，学者们也需要来自业界的反馈和启发。然而，现在他已不再举办讲座，因为基本听众都是校内师生，实际上与普通课堂也没什么差别。而且，假如一场讲座约100人参加，主办方难以帮助他们一一预约，更重要的是，无法为此担责。 这种后疫情时代的校园流动限制，已深刻影响到了学者们的一些行为。
比如，聂辉华说，以前听说哪所学校有好的研讨会或者讲座，就会积极参加，现在“我和同事们似乎都习惯线上开会了，不太愿意出差了”。他说，因为学者们的很多校际学术交流都要涉及到入校审批，可能也给活动组织方带来顾虑。 “大学本来是传播知识的中心，现在这样封闭管理，就等于大学成了本校学生学习知识的垄断机构。”他说。
这位经济学教授使用他所在领域的术语进一步分析道，知识具有天然的公益性和正外部性，它应该最大程度传播，才能将其作用发挥到最大，且知识一旦创造出来，它传播和复制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是它与普通商品最大的差别。
吴启航是北京某知名大学2022年毕业的一名学生。在他刚刚入校的2018年，学校四扇校门中，有一扇是通往学校主干道的，那条路校外的车辆和人员都可以通行，包括外卖骑手，但在新冠疫情暴发并将其关闭之后，如今这道门彻底不对外开放。

开放与共享是现代大学治理的基本精神[3]，无论是高校管理机构的组成，还是决策程序的做出，封闭小团体式价值导向都百害而无一利。开放化是当今各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和发展导向，如由800多所大学组成的欧洲大学协会（EUA）在2021年发布的《没有围墙的大学———2030年的愿景》中指出，未来的欧洲大学是没有围墙的大学，这些大学是开放的，开放科学将是生产知识的默认方式。[4]在该机构于是年7月发布的调查报告中，该机构详细统计归纳与量化展示了大学作为开放科学的具体标准与参考模式，力图使高校的开放、知识的开放成为一门科学。

国外的绝大多数的大学本身就是没有围墙的，也没有门卫门禁，更鲜见刷脸出入，从澳洲的悉尼大学，到英国的牛津剑桥，到德国的慕尼黑大学、洪堡大学，到美国遍地的社区大学，都以无围墙而校区建筑融入正常的城市景观为惯例，以有围墙为罕见的例外。外国的大学没有围墙，这本身并不是一个新发现、中文互联网也对这个话题久有讨论，物理上的没有围墙也不当然等于全方位的自由开放，正如中国新闻周刊文章里写的那样，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在对社会开放的同时，部分校园核心建筑对外也有准入限制。但和当前国内大学一刀切的愈发严苛封闭趋势现状相比，这种最为直观可见的、让人错愕的落差就无法不让人拿出来数落——当前国内高校的门禁制度，不仅在物理上，在制度设置上也额外多出了一道道隔绝外人的天堑。
模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边界，模糊学校与社会的边界，是当代教育改革的趋势之一，我国2021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5]第亦对此有所体现：

第二十条规定，国家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使公民接受适当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等方面的教育，促进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推动全民终身学习。     
第四十七条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同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在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和推广等方面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 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适当形式，支持学校的建设，参与学校管理。 
第五十二条 国家、社会建立和发展对未成年人进行校外教育的设施。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相互配合，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校外教育工作。    第五十三条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社会文化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有益于受教育者身心健康的社会文化教育活动。 

无论是终身学习、继续教育、校企合作还是社会教育，都对校内外出行畅通无阻有硬性要求。正如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的那样，知识传播受阻，校内与校外隔绝，即使是出入校门不受限的本校学生、科研人员也深感不便。高校入校的一般性禁止且缺乏申请渠道，已经对正常的知识传播与学术交流造成了严重不利的影响。
很多历史上公认的大事件，在当时来看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直到用几十年去验证。当人们对于高校校园的期待从开放共享的知识富集地变成成穷讲究的摆身份的地点，如果高校就应该是对人封闭的低效交流场所成为新的下一代人与生俱来的共识，那么这样的高等教育体系一定不值得期待。
在当前经济下行与产业升级受限的客观背景下，社会矛盾与就业困难加剧，大量经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相对过剩，“孔乙己”有关的网络讨论一波又一波，考研、考公、专插本热度空前，对于这种现状，应当承认，我们几十年没有大动的高考及高等学校制度其实是有所欠账的，考虑到教育改革的可能充分性。无论是参照发达国家，还是印尼佐科-纳迪姆政府与越南、印度等后发国的教育改革经验，无不是展现了高等教育的愈发多样化、开放化、去身份化与推动终身学习为当代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极力破除阻碍知识传播与对接社会产业的障碍尚显得不足，更闻所未闻把高校争相圈地设障，禁止外人进入。任何不变的社会地位许诺在极速变化的现代社会都极度可笑，把考试与身份认证升格为神圣性的固化框架，本身就是产业升级首先要破除的虚假承诺。高校成为对外人的“没考上就无法接近的神圣高墙”虽然是这一环节很外围的部分，但却是最容易被人直观感受的部分，这种在所有方面都为人感知的为去开放共享增加障碍的保守化，在社会文化上的负面作用可想而知。
结语

引用我之前回答的一段话“疫情以来我们的高校尽管被添加了‘阻止疫情传播’的义务，但也因此突然获得了以往想都不敢想的巨大权力,结合高校科研架构被过度行政化的背景，这无疑使高校更加偏离学术研究的本质方向。”
在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时，在疫情中，遭受巨变的并不止高等院校一个领域，希望在这第三个十年结束时，我们的大学能成为承载开放的科学的方舟，也希望我们各个行业能真正能从疫情的阴影中走出，至少我们不应坐视其人自己不愿从阴影中走出。
参考

• ^https://www.66law.cn/tiaoli/9822.aspx
  
• ^http://xxgk.bjfu.edu.cn/xzj/cwsj/174355.html
  
• ^［英］马克·泰勒：现代大学的共享治理  2095-6800（2015）10-026-08
  
• ^薛雨，宗莹．《从原则到实践：2020－2021年欧洲大学开放科学调查报告》解读与启示［Ｊ］．图书馆工 作与研究，2022（４）：42－50．
  
• ^http://www.bjq.gov.cn/zfbm/jyj_5646216/zcwj_5646220/202110/t20211031_71463697.html
  

仨木闲人

我记得我上大学时校门口就没有保安，人员和车辆自由出入，当然那时车辆不多也是实情

登远

写的真不错啊[赞同][赞同][赞同]

不要虐待自己

不让外人进来，丢东西的事明显减少，这也是事实。但是马上毕业了，封不封也与我无关了。以前也没有去高校的习惯，于我而言这个问题也即将不是个问题了。

老五木

我的母校也开通校友卡了

比其

无限制开放学校一年不丢几十个电脑我不是很认可，就现在大学生的警惕性

晶品昌田

FZU吗？这个电子校友卡新系统应该是导入数据库了 自动审核秒通过

川海北

都是大学生了，别把自己当高中生一样

乐陶美造

图书馆、宿舍、实验楼这些场所可以设置门禁系统和加强保卫。但是大学校门、普通教学楼、体育场馆没有任何理由封闭。华南理工内部的的游泳池和电影院在疫情前时期是直接面向全社会开放的。至于食堂，可以设置仅限校园卡消费或者类似于中大早年的向校外人员加收搭伙费的措施

我不是五毛

呵呵[惊喜]